“妈！人家拆迁办的挖掘机都开到门口了，这棵破杨树你要留到什么时候？你是想让我们全家都喝西北风吗？” 我急得满头大汗，指着院子中央那棵两人合抱粗的大白杨，嗓子都喊劈了。 母亲刘桂兰却像尊石佛一样，死死地护在树干前，手里还攥着把平时剁猪草的生锈菜刀，满头银发在风里乱舞，眼神凶得像头护崽的老狼：“强子，我今天话就撂在这儿！只要我刘桂兰还有一口气，谁也别想动这棵树！除非你们从我尸体上压过去！” “大娘，您这又是何苦呢？这树不值钱，还挡着路，砍了能多算二百块钱工费呢。”拆迁队的工头无奈地掐灭了烟头。 “这不是钱的事！这是命！”母亲的声音突然哽咽，浑浊的泪水顺着满是沟壑的脸庞滚落，“你们不知道，这树底下……压着她们三个的魂儿啊！” 我愣住了，那三个疯疯癫癫的“老干妈”，都走了快二十年了，怎么还阴魂不散？ 01 事情的根儿，得从三十多年前，也就是1990年的那个冬天说起。 我父亲走得早，是得肺病没的，留下一屁股买药欠下的债，还有我和母亲相依为命。 按理说，我们孤儿寡母的日子本就是在夹缝里求生存，能把自己喂饱都不容易，可我那个“傻”娘，偏偏心软得像块豆腐，总爱往家里捡“累赘”。 那是个滴水成冰的傍晚，北风呼啸着像刀子一样刮脸。 母亲背着一捆从地里捡回来的干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 我正蹲在灶坑前烧火，等着那锅清得能照见人影的红薯粥烧开。 突然，院门被撞开了。 “强子，快！快拿床旧被子来！”母亲的声音急促得变了调。 我探头一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母亲身后并没有背柴火，而是背着一个像土包一样的人。 那人浑身裹着破麻袋片，头发结成了硬邦邦的冰溜子，也不知道多久没洗了，离着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酸臭味，像是烂白菜发酵的味道。 “妈，这谁啊？脏死了！”我捂着鼻子，满脸的嫌弃。那时候我刚上初中，正是死要面子、怕被同学看不起的年纪。 母亲没搭理我的抱怨，费劲地把那人放到炕梢稍微暖和点的地方，一边用热毛巾给她擦脸，一边数落我：“脏？脏也是条命！刚才我在村口大沟里看见她，半个身子都埋雪里了，再晚一会儿，明早就是硬邦邦的死人！快去，把你那个旧棉袄找出来！” 随着母亲擦洗的动作，那人的脸露了出来。 是个四五十岁的女人，颧骨突出，脸颊凹陷，却有一双出奇亮的眼睛。 只是那眼神直勾勾的，没有聚光点，嘴里还不住地流着哈喇子，呜呜啦啦地念叨着：“别打我……别打我……我有馍……” “是个傻子？”我气得把手里的柴火棍往地上一摔，“妈，你是不是疯了？咱家连耗子进门都得哭着出去，你还领个傻子回来养着？村里人本来就看不起咱们，这下好了，成收容所了！” 正说着，隔壁二婶那尖酸刻薄的声音就顺着墙头飘了过来：“哎呦，桂兰嫂子，听说你又发善心了？自个儿儿子都快养不活了，还捡个疯婆子当宝？你要是实在闲得慌，来给我家喂猪也行啊，哈哈哈哈！” 我听着那刺耳的笑声，脸涨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冲母亲吼道：“我不吃饭了！给这疯婆子吃吧！” “强子，做人得凭良心。”母亲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咱们是穷，但还有个顶棚遮风挡雨。这大雪天，把她推出去就是杀人。她虽然疯，但也知道冷热饥饱。从今天起，她就是你大姨。少吃一口饿不死，咱娘俩挤挤，就能救她一命。” 那个疯女人似乎感受到了屋里的气氛不对，突然停止了念叨。 她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半个黑乎乎、硬得像石头的馒头，颤巍巍地递到我面前，咧开嘴冲我笑了一下，露出一口残缺不全的黑牙：“吃……给娃吃……不哭……” 就在那天晚上，疯大姨指着窗外院子中央那棵当时还只有碗口粗的小杨树，兴奋地拍手大叫：“树！树！有光……树里有人……” 我以为那是疯话，没往心里去。 02 有了疯大姨之后，我家的日子虽然更紧巴了，但也多了一些奇怪的“生气”。 疯大姨虽然脑子不灵光，但力气大，知道母亲对她好，就抢着干活。 挑水、劈柴，哪怕把水洒了一地，把柴劈得乱七八糟，她也乐呵呵的。 两年后，1992年的深秋。 那年庄稼收成不好，村里人心惶惶。 那天正好是镇上的大集，母亲带着疯大姨去集市上捡别人剩下不要的菜叶子。 下午三点多，一辆拉煤的大卡车路过村口，那是通往山西的必经之路。 我正在院子里写作业，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喧哗，紧接着是母亲焦急的喊声：“强子！强子！快把门板卸下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跑出去一看，只见母亲和疯大姨正从一辆平板车上往下扶人。 那板车上蜷缩着两个人——一个头发花白、双眼紧闭的老太太，还有一个拄着拐杖、满脸菜色的中年妇人。 “妈！你这又是要干啥？”我真的要崩溃了，站在院门口，张开双臂死死挡住，“这又是哪来的？你真把咱家当救济站了？村长前两天还说咱们家是非多，你这是要让我连学都上不成吗？”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母亲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这瞎眼大娘在路边讨饭，差点让车给撞了！这个瘸腿的大姐是跟她一起的，两人几天没吃饭了。我要是不管，她们今晚就得冻死在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