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一本试图用“包容性制度”与“攫取性制度”解释国家兴衰的著作风靡世界——《国家为什么失败》由此成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作。2024年，作者之一阿西莫格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为这套理论增添了一层耀眼的“诺奖光环”。 然而，当书中的结论被放回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其解释力却面临一系列追问：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是否真的建立在民主、自由贸易和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之上？战争、殖民掠夺、贸易保护与国家力量在西方崛起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为什么许多照搬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经济繁荣？中国及东亚国家的发展实践，又为何成为这套理论难以解释的反例？ 在9月7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文一，围绕《国家为什么失败》的理论缺陷、西方经济学的历史盲区及中国发展的现实经验展开讨论。 《这就是中国》第348期 文一： 很高兴再次回到《这就是中国》节目现场。今天我想和大家谈一谈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以及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罗宾逊教授写了一本书，叫作《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认为，历史上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是采纳“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比如大众参与的民主选举制度；而一个国家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是采纳了他们所定义的“攫取性”政治制度，比如君主专制。 他们认为，只有在多数人参与政治决策的“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才能建立并保障“包容性”经济制度，比如私有产权保护；而只有“包容性”经济制度才能带来经济繁荣。这个观点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也算不上标新立异。 但它既不符合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当年的工业化历史，也不符合二战后被美西方强加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既无法解释东欧许多国家，如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也无法解释拉美国家引进“华盛顿共识”和西方各种制度后出现的去工业化现象；它同样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工业化历史和当下状况。 虽然阿西莫格鲁在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也强调国家能力的重要性，但他对国家能力的定义模糊不清，也从未厘清国家能力与“包容性”制度、“攫取性”制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及它们在历史上如何相互作用并推动工业化。 其根本原因在于，阿西莫格鲁并未清晰界定“包容性”这一基本概念，而是暗中根据一国经济发展成功与否，倒推其制度是“包容性”还是“攫取性”。 他用“放大镜”寻找经济成功国家的“包容性”元素，刻意忽视这些国家历史上存在的“攫取性”元素；又从经济失败的国家中挖掘“攫取性”元素，有意回避其中存在的“包容性”元素。这是一种典型的所谓“先射箭再画靶”的研究范式。 阿西莫格鲁难道能够否认，种族平等、男女平等是“包容性”制度的典型特征吗？可是，这些元素却是由那些被他定义为实行“攫取性”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提出的。难道阿西莫格鲁能否认高税收是“攫取性”制度的一大特征吗？但大英帝国在工业化时期，税率曾高达20%甚至更高，而清朝的平均税率不过4%。难道阿西莫格鲁会否认“贸易保护主义”是“攫取性”制度的特征，而“自由贸易”是“包容性”制度的特征吗？ 可无论英国还是美国，在各自开启工业化时都是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而当它们成为制造业强国后，却用坚船利炮迫使落后国家采纳所谓的“自由贸易”政策，通过强买强卖占领这些国家的市场，摧毁当地的民族工业。 难道阿西莫格鲁敢否认，奴隶贸易、殖民掠夺和种族灭绝是“攫取性”制度的重大特征吗？但是，被阿西莫格鲁视为“包容性”制度与产权保护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中，有哪一个不是通过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开启经济繁荣之路的？ 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完成工业化转型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校经济学专业开始用数学工具培养经济学家，很少甚至从不把西方国家当年的工业化历史和殖民掠夺史作为经济学的必修课或选修课。 这就造成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历史学家几乎都反对并批评阿西莫格鲁的新制度经济学，而新制度经济学却在只强调数学、不重视历史的经济学界受到普遍热捧，甚至被授予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2001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阿西莫格鲁与合作者借几百年前的美洲殖民史佐证其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他们宣称，南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之所以不如北美，是因为南美洲气候不佳，例如疟疾严重，殖民者难以生存，因而只好采纳“攫取性”制度，而没有在当地仿照母国建立“包容性”制度，最终导致了今天的贫困。 北美洲的情况则相反：殖民者得以定居，使母国“优良”的“包容性”制度成功扎根，因此今天的北美比南美更加繁荣。但真相是什么呢？今天，南美洲的大多数人口是混血，而北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几乎完全灭绝。这正是因为当年的欧洲殖民者愿意在南美洲定居，甚至与土著人通婚；北美洲的殖民者却几乎彻底灭绝了当地土著民族。请问阿西莫格鲁，西方殖民者是在南美洲更加包容，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