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中国住户存款余额达到173.48万亿元，人均存款超过12万元。按三口之家算，平均每户存款超过36万。光看这个数字，你会觉得国人太有钱了。 但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的最新调研数据，给出了另一幅图景：全国家庭存款中位数只有8.7万元。一半家庭，全家老小的存款加起来不到这个数。存款不到10万的家庭超过74%，存款超过50万的只有6%，超过100万的更是凤毛麟角，只占0.1%到0.37%。存款超过30万的家庭，占比仅约6%——按全国4.95亿户计算，大约只有297万户。 招商银行年报更直白：2.49%的金葵花客户（资产50万以上）拿走了全行81.7%的零售资产。剩下97.5%的普通客户，户均资产只有1.33万元。 1.33万元。这才是大多数人的真实存款水平。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超过140万亿元。为什么国家看起来这么富，百姓的收入和财富却这么少？答案不在“百姓不努力”，而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深层结构里。 一、钱去哪儿了：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 拆开居民消费率的公式，问题一目了然。居民消费率 = 居民消费倾向 × 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 中国居民消费率只有3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但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吝啬”——消费倾向低。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60%，而发达国家普遍在70%到80%之间。 简单说，中国百姓不是不愿意花钱，是在国民收入的“大蛋糕”里，分到的份额本来就少。 北大姚洋教授直言：“基于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大概占到GDP的60%，而像发达国家都占到70%到80%，所以相对来说中国是比较低的”。中国银行研究院的报告也明确指出，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占比偏低”。 钱在生产端被创造出来，但在分配端，居民拿到的比例不够。 二、为什么居民分到的少：三个结构性原因 第一，财产性收入占比极低，且来源单一。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居民财产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只有4.7%，远低于主要经济体水平。更关键的是，70%的财产性收入依赖存款利息，资本市场分红收入占比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大多数家庭的钱只能放在银行吃利息，而利息在降息周期里越来越薄。真正能产生高回报的资产——股票、基金、股权——大多数普通人没有能力参与，也承担不起风险。 第二，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超过0.7。 劳动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但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7，其中房产和金融资产贡献占比超过70%。全国基尼系数为0.462，仍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 劳动收入差距是一回事，财产收入差距是另一回事。前者还能靠努力缩小，后者一旦形成，会通过“滚雪球效应”不断放大——资产收益率随着财富阶层的上升而递增，富人的财富积累速度远快于普通人。 第三，房产吞噬了家庭大部分财富，但房产不产生现金流。 2021年房地产高峰时期，房产占居民资产的67%。到2026年第一季度，这一比例降至52%，但现金存款占比升至25%。超过90%的家庭持有房产，但仅有约四分之一成年人参与权益市场。 一套房子值几百万，但每个月的工资要还房贷，剩下的只够吃饭。资产看起来不少，但可支配的现金少得可怜。 三、税制与社会保障：再分配的短板 居民收入占比偏低，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再分配机制不够有力。 中国税制结构高度依赖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间接税比重高会导致税负具有累退性——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他们承担的税负相对更重。全部税收收入中不足10%直接来源于个人，几乎无居民财产税，90%以上税收通过企业缴纳。 这意味着，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很有限。 社会保障方面，2020年中国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仅相当于GDP的3.2%，而美国的社会福利开支相当于GDP的18.8%，日本为22.02%，德国为26.57%。即便近年来社保支出有所提升，仍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 当医疗、养老、教育都需要自己扛的时候，存钱就不是“选择”，而是“必须”。 2026年上半年，住户贷款净减少3668亿元，有金融统计以来第一次出现半年度居民贷款总量净减少。人们在“多存少贷”——一边加大储蓄，一边压缩债务。不是不想消费，是先把债还了再说。 一位网友说得很朴素：“工作稳不稳？收入涨不涨？老人看病够不够？自己老了怎么办？”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确定，存款就不是没花完的钱，而是救命的钱。 四、增长的果实，谁摘走了？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模式，是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资本积累快、产业扩张快，但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相对偏低。 投资驱动的增长意味着，大量资源流向基础设施、制造业、房地产。这些投资创造了GDP，但创造的就业和工资增长，并没有同步跟上资本回报的增长。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约为52%，低于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 GDP在涨，但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