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晚年的丁玲被外国记者问到：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个问题并不轻松。她没有作长篇铺陈，只回答了一句：“主席对我个人不错。”话很短，却留下了很大的历史空间。 这句话不是简单的个人感激，也不能被理解为丁玲对所有历史问题都不加区别地肯定。对她而言，毛泽东既是延安时期的领导者，也是曾在关键时刻保护过她、肯定过她文学实践的人。 丁玲原名蒋伟，1904年出生于湖南临澧。青年时期，她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以《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成名。她笔下的女性有欲望、有困惑，也敢于反抗旧式家庭和社会习俗，因此很早就引起文坛注意。 她与杨开慧曾在长沙求学，后来又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1931年，丁玲的第一任丈夫胡也频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杀害。1933年，丁玲又遭特务绑架，消息传出后，鲁迅、宋庆龄等人都曾设法营救或呼吁关注。 那段时间，外界一度以为她已经遇害。鲁迅甚至准备推动出版她的遗作。丁玲后来被关押在南京，直到1936年设法离开。关于她为何获释，国民党特务沈醉在晚年回忆中曾表示，并非丁玲叛变，而是她的社会影响太大，当局承受了舆论压力。 1936年11月，丁玲抵达陕北。延安方面举行欢迎活动，周恩来曾以“回家”相迎。这对一个刚刚摆脱监禁、长期处在危险中的作家来说，确实具有特殊意味。 抵达延安后，丁玲没有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她提出组织文艺工作者，推动成立中国文艺协会，这是陕甘宁边区较早的文艺团体之一。她认为，文字、木刻和戏剧都能服务抗战，作家不能只写个人悲欢，也要进入群众生活。 她还主动要求到前线去。1937年，丁玲随部队和抗战工作人员深入前方，写下《到前线去》等文章。毛泽东曾以《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相赠，其中“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一句，既是对她身份转变的概括，也带有明显的鼓励意味。 有意思的是，丁玲在延安并非没有争议。1942年，她发表《三八节有感》，谈到妇女解放、家庭束缚以及革命队伍内部的性别问题，文章引起批评。她所触及的，正是许多女性干部不便公开表达的困惑。 在延安整风和文艺座谈会前后，丁玲受到过审查和批评。毛泽东曾把她与王实味区别开来，称丁玲是好同志。这样的评价，未必意味着毛泽东赞同她文章中的每一句话，却说明当时并未把她视作敌对作家。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创作更强调深入工农兵生活。丁玲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后来写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品出版后获得重要文学奖项，也使她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成为代表性作家。 丁玲的私人生活同样复杂。她曾与胡也频、冯雪峰之间存在深厚而曲折的感情纠葛，甚至提出过共同生活的设想。这在当时极为大胆，也遭到不少非议。胡也频牺牲后，她又与陈明结婚，两人没有铺张仪式，只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1957年以后，她受到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受长期冲击。1979年后，她得到平反，重新参与文学活动。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所以，外国记者的问题其实很尖锐：一个人经历过赞誉、批评、打击和恢复之后，还会怎样看待毛泽东？丁玲没有用政治口号回答，而是把范围限定在“我个人”。这六个字，既承认了毛泽东对她的帮助，也保留了一个作家在复杂历史中的独立判断。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