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冬天，上海一间国营商店里，老工人从口袋摸出几张纸币，买下一包香烟，又顺手要了两根火柴。柜台上的烟盒并不华丽，价格也不过几角钱，却是许多家庭招待客人、逢年过节走亲戚时少不了的物件。 那时买烟，讲究的不是“全国统一的大牌”，而是产地。东北人熟悉沈阳烟，上海人常抽本地牌子，云南烟叶制成的卷烟，则更多在西南地区流通。交通和商业网络尚未铺开，一包烟从一个省卖到另一个省，并不像后来那样寻常。 价格也确实便宜。普通香烟常见几角一包，个别经济型产品甚至低至几分钱。不过，不能把当年的几毛钱简单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五六十年代工资、物资供应和消费结构都不同，几毛钱对普通家庭而言并非完全没有分量。 国产卷烟真正站稳脚跟，离不开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整顿。旧有烟厂陆续被接收、改造，原料采购、配方研发和生产管理逐渐纳入统一体系。过去被外烟占据的市场，开始出现一批带有鲜明中国印记的品牌。 中华牌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1951年前后，上海有关烟草企业组织力量研制新产品，经过多次试制和评吸，中华牌卷烟逐步定型。它的定位从一开始就比较突出，烟标、配方和包装都带有较强的品牌意识。 关于样烟送京评吸的说法，在民间流传很广，但具体细节常被不同版本反复加工。能够确定的是，中华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已出现，并在随后数十年里逐渐成为高档卷烟的代表。它不是一夜之间“横空出世”，而是在生产条件改善和消费需求变化中慢慢树立声誉。 与中华不同，红塔山走的是更贴近大众的路线。玉溪一带烟叶质量较好，卷烟厂依托当地原料形成特色产品。品牌名称与玉溪红塔有关，烟盒上的山水景物，也让它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红塔山受欢迎，原因并不神秘：口味相对柔和，价格比高档烟亲民，普通工人和基层干部也能够承担。后来硬盒包装逐渐普及，便于携带，也更耐挤压。对不少老烟民来说，烟盒上的风景画本身，就是一段生活记忆。 东北地区曾经有“大生产”牌。沈阳解放后，卷烟厂恢复生产，原有品牌经过调整，曾使用过“新生产”等名称，后来伴随“大生产”运动更名。烟标上的工农形象，与当时的社会氛围紧密相连。 它的优势是便宜、供应稳定，在东北市场一度颇受欢迎。有人回忆：“那时候不挑烟，有一包大生产就不错了。”同伴打趣道：“烟味不算讲究，胜在买得起。”几句家常话，反映的正是当年消费选择的实际状况。 一些品牌还直接回应了社会生活的变化。“新妇女”牌香烟便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烟盒采用鲜亮色彩，图案中出现劳动女性、火车和拖拉机等元素。它并非单纯追求高档，而是借助产品名称和包装，表现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社会风貌。 这类烟的寿命往往不长。市场口味会变，生产厂也会调整，品牌合并、配方改变或产量下降，都可能让一个熟悉的名字退出柜台。老烟盒留下来了，原来的产品却未必还能找到。 “荷花”牌卷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石家庄卷烟厂在五十年代末推出这款直立式无过嘴香烟，定位偏向中低档，价格较为亲民。它曾在当地销售，但后来经历停产，品牌名称也一度沉寂。多年之后，荷花作为品牌重新出现，产品定位已与早年的老烟不能简单等同。 红双喜的来路更早。1905年，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办广东南洋烟草公司，次年推出双喜牌卷烟。经过发展和调整，红双喜逐渐形成自己的品牌面貌。它以香味较浓、烟气较足著称，在上海及部分地区拥有稳定消费群体。 白沙牌则诞生于七十年代中期。1975年，湖南卷烟厂推出白沙牌卷烟，名称取自长沙白沙井的地方传说。它没有中华那样的高档光环，却凭借价格、口味和地方认同逐步扩大影响，后来成为湖南烟草工业中延续时间较长的品牌之一。 还有金猴、光荣、大团结、红梅、合作、国防、海军、空军等牌子。它们有的只在一地流行，有的伴随特殊时期出现，有的因为企业改组而消失。烟标上的人物、山河、工厂和劳动场面，常常比文字更能说明那个年代的审美和价值取向。 所以，题目所问的“现在还有吗”，答案不能一概而论。中华、红塔山、红双喜、白沙等品牌延续了下来，但产品配方、包装规格和市场定位早已发生变化；大生产、新妇女、光荣、大团结等许多老牌，则多已停产，只能在旧烟盒收藏、地方档案和老人的记忆里寻找。 一包几毛钱的香烟，背后牵着烟草种植、卷烟机械、印刷包装和商业流通。它们的兴衰，并不只是商品更替，也记录了国营工厂的成长、地方工业的布局，以及普通家庭消费方式的变化。那时的烟盒很小，装下的却是一个时代的生产和生活。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