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周恩来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及夫人来到虎头山。山路上的一块石头，成了这次视察中颇有意味的谈话起点；而一名年轻女社员的回答，也让周恩来对大寨的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时的大寨，早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北方村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土地零碎，旱涝灾害频繁，村民常年与山坡、石块和洪水打交道。经过多年整修，原本难以耕种的坡地被一层层改造成梯田，狼窝掌等地方也修起了石坝和水利设施。 大寨的名声，正是从这些苦活、重活中传出去的。20世纪60年代，大寨被作为农业生产和集体劳动的典型加以宣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它最鲜明的标签。许多国内外来宾前往参观，想亲眼看看这个村庄究竟凭什么改变了面貌。 周恩来并非第一次到大寨。1965年5月21日，他陪同阿尔巴尼亚客人来到这里，曾与村民一起吃玉米面窝窝头、小米稀饭和油糕。饭菜并不铺张，却是大寨人日常能吃到的家常饭。周恩来坚持吃“大寨饭”，看重的不是形式，而是希望来宾看到农村真实的生活。 饭后，他走进村民窑洞，坐在炕上与大家交谈，还接过瓜子边嗑边问情况。后来，陈永贵陪他到虎头山，两人坐在石头旁谈了很长时间。谈话没有停留在成绩上，也涉及生产、生活和今后的发展。对一个农村典型来说，得到肯定固然重要，能否保持清醒同样重要。 1967年，周恩来再次来到大寨。村民记得他上次吃过窝窝头，又准备了相同的农家饭。临行时，周恩来把剩下的半个窝窝头包好带走。这件小事常被提起，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是节俭，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农民劳动成果的尊重。 六年之后，大寨的道路、梯田和居住条件又有了变化。陈永贵在村口迎接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我都快认不出大寨了。”这句话既有惊喜，也包含着对大寨多年劳动的肯定。 参观途中，一名男子上前握手。周恩来握过之后，发现对方的手并不像当地农民那样粗硬，便问起身份。男子回答自己来自县农科所。周围人这才明白，周恩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大寨社员，竟从一双手便能看出端倪。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大寨人长期修渠、垒坝、翻地，手掌上留下的是常年劳动的痕迹；农技人员虽然同样服务农业，却不一定天天下地干重活。周恩来熟悉基层，也善于从细节观察问题，并不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 随后，陈永贵带着大家登虎头山。山路崎岖，周恩来当时已经75岁，身体也有疾病，行走自然不能与年轻人相比。陈永贵走得快，他便提醒对方放慢一些，遇到难走的地方，还请陈永贵扶一把。 有人提出既然道路修好了，可以坐车上山。周恩来没有采纳，而是坚持走上去。他说：“大寨讲自力更生，我也走上去看看。”这不是作秀式的考察，而是要亲自感受山路的坡度、石块的坚硬和村民劳动的艰辛。 走到一块被水流冲磨得光滑的石头旁，周恩来问身边的郭凤莲，究竟是人的力量大，还是水的力量大。郭凤莲先说水能把石头冲得光滑，接着又解释，水要经过很多年，大寨人治理狼窝掌却只用了几次集中治理。周恩来听后笑了起来，认可了她的回答。 郭凤莲当时是大寨年轻一代的代表，后来长期在大寨工作。周恩来见她能够联系实际思考，便又问她是否学习毛主席著作。郭凤莲回答“学哩”，周恩来随即追问，有了成绩应该怎么办。她答道：“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这段问答很短，却不只是简单的背诵检查。周恩来关心的，是年轻干部能不能在成绩面前保持谦虚，能不能把宣传中的道理落实到生产和工作中。大寨有成绩，但越是成为典型，越需要防止只看荣誉、不看问题。 下午4时左右，周恩来结束视察。村民们围在一旁，与他道别，并请他以后有机会再来。遗憾的是，这次大寨之行成为他最后一次到访。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那条通往虎头山的山路，也保留了他晚年深入农村考察时留下的清晰身影。 特别